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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标题:历史文化源流丨凡制国治军 必教之以礼 励之以义

发布时间: 2021-09-06

  “凡制国治军,必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。”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。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,要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,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,必须坚定不移听党的话、跟党走,必须做到党指向哪里、就打到哪里。

  ——8月1日,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习总书记重要文章《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,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、跟党走》

  “凡制国治军,必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”出自《吴子兵法》“图国”篇:“凡制国治军,必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,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,在大足以战,在小足以守矣。”

  《吴子兵法》又称《吴子》《吴起兵法》,相传为战国初期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改革家吴起所著,战国末年即已流传。“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”,就是以礼和义作为教育、训练将士的主要内容。这里吴起认为,治国与治军的道理是相同的,必须用正确的伦理道德和礼法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。以礼治军,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将士中树立正确、统一的生死荣辱观,使其自觉服从命令、坚决斗争、不畏牺牲。

  “以礼治军”思想的产生,可以追溯到周代。《周礼》中有“以军礼同邦国”,《礼记》中有“班朝、治军、莅官、行法,非礼,威严不行。”军队的本质,是以强力手段为实现一定政治任务而斗争的武装集团。军队服从于政治集团的约束和指令,正是军队自身的本质要求。为了凝聚军心,增强军队战斗力,历朝历代在治军上强调建设“仁义之师”,把仁、义、礼等道德和行为规范作为军队建设的依据,坚信“仁义之兵,行于天下也”,凡出师征讨,要“凝士以礼”,“以仁为本,以义治之”。

  《尚书·牧誓》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故事。战前,周武王曾在牧野领着众将士念出征誓词,即“牧誓”。他指出,纣王倒行逆施,引得民怨四起,伐纣之举上顺天意、下顺民心,同时宣布了战法和纪律,要求将士们在作战时要勇猛果敢,不可后退。“称尔戈,比尔干,立尔矛,予其誓……”牧誓使得将士们坚定信念、上下同心,斗志昂扬。

  军队服从于政治,是古往今来不可移易的定律。人们认识到“民”是国家的根基,以礼治军是为了实现以民为本,这也正是《孙子兵法》《司马法》等兵法中常常能读到“民本”“仁义”等理念的原因所在。

  1927年,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相继失败,部队在转移时,人心涣散、思想混乱,士兵逃跑成了公开现象。

  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,中国开始思考如何缔造一支崭新的军队,因此有了三湾改编,有了古田会议,从政治上、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,给军队注入了党的理想信念,一支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。“党指挥枪”,成为这支军队铁的规矩。

  这个规矩,坚如磐石。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启程长征。出发时许多人不知要去向何方,却唯一坚信“只要跟党走,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,就会有前途”。被围追、被堵截,爬雪山、过草地……天大的困难,都未曾让这支军队畏惧。最令人动容的,是历经惨烈失败、绝处逢生之后,每一名官兵发自心底的对党的信赖和追随。

  这个规矩,寸步不让。抗战初期,国共第二次合作,蒋介石企图分化、瓦解、“收编”红军。党中央在军队性质、宗旨、指挥权等原则问题上,始终坚定不移,毫不退让。抗战胜利之际,蒋介石企图以“政令军令之统一”“军队国家化”名义,逼迫交出武装。党中央始终坚守底线,“人民的武装,一支枪、一粒子弹,都要保存,不能交出去”。

  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。中国领导的军队,与任何旧军队的区别,在于它不是一个利益集团,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;它不是一个以人身依附、关系纠结而成的军阀武装,而是一个用政治纲领和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。在这支军队里,从赫赫战将到普通一兵,都明白为谁打仗、为谁流血、为谁牺牲。

  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!”正是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,新时代的中国军人扎进莽莽群山、挺立冰峰雪谷,冲锋抗疫战场、坚守防汛一线,誓死捍卫祖国领土,守护人民安全。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,人民军队要胜利前行,最根本的就是引导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,把军心凝聚在党的旗帜下,为强军兴军而勠力奋斗。有了这样的信念,这支军队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,可能会流血,可能会牺牲,但绝不会溃散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